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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臺海網(微博)3月4日訊 據環球網報道,大陸學者、北京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鞍鋼日前接受臺灣《旺報》訪問,暢談了大陸政治體制的優點,這對於習慣西方政治模式的臺灣讀者來說,或許並不容易理解,也不容易接受,甚而可能感到突兀。但是,在另一方面,西方或是臺灣版的民主制度,也確實越來越為人們所詬病,金權政治、黨派對立、民粹傾向、短視近利、政策買票、五日京兆、選民冷感等等,均是人們提到過的弊病。
  很長一段時間,支持西方民主模式的人們,在面對各種質疑時,總是慣性的提出經典性的回答:民主制度不是完美的,但卻是已知的制度中最好的一種。“別無選擇”,似乎是西方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──資本主義的兩大支柱──的最佳、最通行的辯護辭。
  中國崛起之後,大陸當局,也包括大陸的官方理論界,以及部分華人知識圈,似乎開始對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重新燃起了信心,“中國模式”一時之間成了顯學。胡鞍鋼的論點,也是在這個大背景下所產生的,而且有著相當的代表性。
  胡鞍鋼是中國國情研究的權威,他主張大陸的“集體領導制”遠優於美國“個人總統制”和“三權分立”制。他認為美國總統雖然是民主選舉產生,但總統一旦產生,就是個人集權制度。而“中國集體領導制”下,“多人領導比一人要好”。胡鞍鋼認為,中國政治家的產生要經過很多歷練過程,中共領導人的產生過程,已經形成一套制度安排、制度學習,既競爭,同時又避免拉票,比較務實。幹部的學習也有一套制度安排。胡指出大陸領導人淘汰的過程,一方面是選舉,第二是篩選,不調研、不學習就會遭到淘汰。
  集體領導、政績導向、循序(制度)漸進(拔擢)、重視調研學習,這是胡鞍鋼眼中大陸政治體制的優點,也是中國模式的優勢所在。其實,如胡鞍鋼所提到的,“選舉”的機制也存在大陸政治體制之中,在大陸政治人才的選拔過程中,各種形式的推薦、提名、票決都發揮一定的作用。也就是說,對於中國模式的支持者來說,是否“選舉”,並非中西方政治體制的根本的、主要的差別。根本的關鍵在於,西方民主制度似乎已經走上了“唯選舉論”的歧路和窄路,這使得“選舉”的弊端也發揮到極致,前述西方民主政治的幾大流弊,就幾乎和這種“唯選舉論”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。
  要評價胡鞍鋼的論點,要比較中西方政治模式的優劣,其實還是要回到臺灣的政治社會的現實脈絡來討論。從陳水扁政府到馬英九政府,臺灣民眾對政治現況的不滿並沒有消除,只不過問題的焦點似乎出現了轉移。陳水扁時代,政府官員的一大特點是討好、煽動民粹,馬英九政府的官員,卻普遍呈現脫離民意、背離民心,不知民間疾苦的共性。
  有趣的是,媒體往往認為,陳水扁任用的政務官,往往多出於政治或選舉的考慮,那些最擅於挑動民粹情緒的官員,也往往是政治任命或勝選思考下的產物。
  然而,面對馬政府官員的政策無感、治台無方,媒體又往往認定,這是因為馬政府慣於任用學者型官員、偏好博碩士高學歷所致,認為應該多任用具有選舉經驗、能夠掌握民意趨向與媒體好惡的政務官。日前,作家吳念真更向政府官員開炮,強調“臺灣最糟糕的就是知識分子誤國。他們在位置上時一直掠奪,並沒有真正奉獻。他們很傲慢,永遠不承認自己不懂,也不聆聽平民百姓的意見”,吳念真甚至說“一個政府博士太多,不是好事,而是悲劇”。
  這些觀點,其實都充滿了片面性。選舉出身的官員,未必真的有體恤百性的理念,也可能是吳念真批判的掠奪者,傲慢與脫離百姓的問題,也未必就是因為高學歷。真正的核心問題,還在於我們的官員選拔制度中,缺少了調查研究、向基層學習,切實掌握民眾需要與問題根源的相關歷練。相反,在大陸的政治傳統中,調查研究是一項極其重要的工作,“一切決策、論斷、結論,都來自於調查研究”,調查研究也是中共黨內“剋服主觀主義、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的前提”。政府官員脫離民眾、脫離現實的問題,根源不在於是否參選、是否博士,而在於養成的過程,在於任職之後的決策模式與工作方法。如果說,臺灣有什麼可以向大陸學習的,官員的調研工作、學習制度就是我們值得借鏡、參考。
  臺灣是中華文化的傳承者,又普遍信仰自由主義,我們在實施西方政治體制的同時,應該對“中國模式”是否優越的問題保持客觀,尤其大陸重視官員的調研與學習,更值得臺灣學習。責任編輯:蘭文  (原標題:台媒:臺灣應對“中國模式”是否優越保持客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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